9月9日全港多間中學學生、校友為「反修例」發起人鏈活動。一眾學生連人鏈，有時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有時唱起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各校同學約六時半開始在校門集結，至八時前和平散去。《風新聞》記者到其中名校林立的九龍城區「九校連城」現場觀察。

參與人鏈活動的喇沙書院校友表示，今次活動沒有「主辦單位」僅學生校友自發網上發布文宣，大家響應參與。現場有持大聲公的校友協助連成人鏈，並維持秩序，避免阻塞行人路，但相信也只是熱心自發的行動，而非「主辦者」。

有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女校友遲到返工也要回校築人鏈，更向記者表示其丈夫為同校校友，惜政見不同，今天沒有同行，對她支持人鏈活動的決定態度冷淡，但不至反對。「同佢（丈夫）由運動剛開始不久，吵到幾天不說話，到現在當『睇波』咁，當大家捧不同球隊就算了，否則難以相處下去。」

（採訪報導、 攝影 ：盧珺鈺）

鳴瞭樂隊，一個陌生的樂隊名；「她」是非一般的樂隊，他們站在台上是要找到理想。如果知道他們背後的故事，相信會感動人心。

「我們的樂隊成員都不是專業的音樂人，大部分成員過往不懂得樂器及唱歌，我們也非年輕了，好像是我，從未想過會上台演出，人到中年才苦練結他。」鳴瞭樂隊的創辦人曾淑貞帶點靦腆的對記者說。那麼是甚麼令這些人鼓起勇氣站到台上呢？

淑貞一語道破記者的疑團。「因為是自閉症女兒觸動我。」淑貞的女兒知行大約16歲，她沒有語言能力，與人溝通困難，不懂得表達自己。遇到不開心或身體不適時，她都是以大聲哭鬧來表達，但不代表女兒甚麼也不懂，她也是個要被人尊重的個體。

“ 樂隊成員是一班中年師奶和大叔，也是自閉症人士的家長及相關的導師。 ”

「樂隊成員都是一班中年師奶和大叔，我們也是自閉症人士的家長及相關的導師；因為自閉症孩子，我們走在一起，希望透過演出、透過分享照顧自閉症孩子的經驗，打破一般人對自閉症的誤解，從而達至一個更包容、欣賞及更和諧友愛的社會。」淑貞更用「我有一個夢想（I have a dream)」 來形容樂隊背後所承載的堅持。

現在社會對自閉症有了多點的認識，但多年前，社會大眾仍是不了解。「我的一個朋友，也是有個自閉症孩子的母親，後來我聽到一個消息，她因為照顧這個自閉兒壓力爆煲，結果自殺了。我知道後很難過。」淑貞決定今後要為自閉症孩子做點事，那怕是極微小的工作。結果，她在教會開展了專為自閉症兒童而設的主日學，後來又組織樂隊。

“ 因為一齣戲《一首搖滾到月球》而生…也因為首演而痛定思痛！ ”

淑貞是因為一齣戲《一首搖滾到月球》，令她有成立樂隊的決心。那年，淑貞看了這齣充滿洋蔥的電影，戲中講述在「罕見疾病基金會」裏相互認識的六位爸爸，他們後來共同組織搖滾樂團，以一年後登上「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表演為目標。成員除了鼓手和結他手稍具音樂基礎，其餘都未受過專業的音樂訓練。他們在樂團中彼此相互體諒、打氣，也藉由這個樂團活動，減輕生活上孤軍奮鬥的無奈感，從而再生堅毅的力量。

2016年初，鳴瞭樂隊正式成立。「回想兩年幾前的第一次演出，有部分成員都手心出汗，猶有餘悸，實在太刺激了；唱歌的走音，打鼓的失準，彈keyboard 和結他完全不合拍。」淑貞沒有掩飾他們那次「初哥」的失敗經驗，反而對記者說，「雖然演出後收到很多的欣賞和鼓勵，但令我們更加『痛定思痛』，既然是樂隊，便要有樂隊的樣子，不可能單靠觀眾的同情分來繼續今後的演出。」

如是者，樂隊成員有定期的排練，有演出時更加用功。屈指一數，他們過去演出的場地已經包括中學、社區中心、教會，甚至大學的課堂。淑貞信心十足地告訴記者，「經過這些年來的密集訓練，加上有多次表演的經驗，樂隊已經進步不少；我們目標是希望有更多中學邀請鳴瞭樂隊演出，分享關愛共融的信息，我們相信樂隊的理念，特別配合學校的徳育及公民教育科，如果有需要，可以聯絡我的。」淑貞盼望今後有更多學校機構向樂隊招手。

不是年輕人才有夢想，一班中年人士所組成的鳴瞭樂隊也在尋夢，不斷為社會上自閉症病患者發聲。

（採訪報導：絲敏／攝影：黃知日）

延伸閱讀：　鳴瞭樂隊 Facebook專頁

牽涉海外同性婚姻能否在港以配偶名義報稅的梁鎮罡案，本年6月終審獲勝後，終審法院再就二人的稅務安排和執行細節下判詞。當中稅務局建議，將《稅務條例》中的「婚姻」一詞解釋為除包括香港法律承認的任何婚姻，更要包括在香港以外任何締結的婚姻，不分二人的性別。

上訴人為梁鎮罡，答辯人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和稅務局局長。案情指上訴人與其外籍男伴侶Scott Paul Adams在外地結婚，應可獲得合併報稅和相關公務員福利，幾經上訴，最後終審法院本年6月裁定梁在福利和全併報稅均勝訴。

根據判辭，從此《稅務條例》的「婚姻」定義會改更改，原本是「丈夫和妻子」，將改為「一位已婚人士和其配偶」，也包括海外所有合法婚姻，即外地同性婚姻和所有異性婚姻一樣被認為是「一位已婚人士及其配偶」。由於此修改只涉及電腦系統更新，稅局承諾將於六個月內完成。

前平等機會委員會總主任兼大律師束健銘回應指，此案只會更改《稅務條例》，並未觸及同性婚姻，判決與「承認同性婚姻」是「兩碼子事」。他認為梁鎮罡案在一審時，法庭已明確表示此案並非處理同性婚姻，而只針對公務員福利，即便法庭建議了對《稅務條例》的修改，但是否真修例還要看立法會會否通過。

多動症的孩子終日不能坐定定，令李生兩公婆十分頭痛，但孩子一次與音樂的偶遇，竟然神奇地享受，並浸淫在音樂世界之中，不但學會樂器，更帶著夫婦二人進入音樂劇的世界。在音樂和戲劇中的排練中，享受充滿音符的家庭樂。

初與李氏一家見面時，一家三口臉上都掛著燦爛笑容，七歲的李澤龍頂著圓滾滾的笑臉，徑自端坐一旁，非常乖巧，難以聯想他是一個多動症孩子，並李氏一家灰暗的過去，能看到的只是三人的省躍，因為半個月後澤龍與爸媽將同台演出音樂劇，劇外一家人也真的因音樂而改善了本來頻臨崩潰的家庭關係。

多動症孩子與怒氣父母

李生多年前罹患睡眠窒息症，致無法工作，而李太一向為全職主婦，故家裡經濟十分吃緊。百上加斤的是，小兒子澤龍三歲時被診斷為多動症，因為「無時停」令李生李太在教養上非常吃力。沒任何事可令孩子專注超過兩分鐘，每天讓孩子好好吃完飯、穿好衣服出門口已耗盡精力，帶著澤龍外出更要承受街坊異樣眼光。李生李太對於澤龍的教育方針又有分歧，夫妻倆心情都不好，不斷為瑣事吵鬧，李太憶述最嚴重的一次吵架後，長達半年二人沒說過話。

這種緊張的關係，影響到本身也承受著學校壓力的澤龍。因澤龍學業成績優異，被編到精英班，班主任有著特別高的操行要求，與澤龍天天「火星撞地球」，澤龍感覺自己因多動症被嫌棄，回到家又見父母因自己而吵，一個七歲的孩子竟然跟母親說：「我想自殺。」說到這，一直笑意盈盈、輕描淡寫的李太，也因憶起當時的心痛絕望而紅了眼眶。

因音樂學習而看到希望

而讓這沉重經濟、教養壓力，兼關係緊張的家庭鬆綁的，就是音樂。

李生李太知道澤龍從小喜歡音樂，小時候一播貝多芬音樂他就會停止哭鬧，任何時間都哼歌跳舞，所以李生李太都曾想為澤龍報讀爵士樂、兒童合唱團等課程，可是$1000/月的消費嚇退了他們，畢竟家裡連維持基本生活也吃力。可幸後來他們得知音樂兒童基金會專為有經濟困難，但喜歡音樂的孩子提供免費的樂器教學，便立馬報讀。

當澤龍學習色士風半年後，基金會創辦人之一的胡龐倩渝女士親自跟李生李太說澤龍大有進步，並安排他們觀課。當時他們並沒放在心上，因孩子在家裡「坐唔定」的印象仍然很深，於是由李太代表，懷著半信半疑的心情步入教室。然而結果令人非常驚喜，七年來打、罵、哄都無法靜下來的澤龍，竟然在媽媽面前吹奏完整一首長達十數分鐘的《Jingle Bells》，「他竟然做得到，我當時真的很感動。」李太和李生說時，再度熱淚盈眶。

由此開始，李氏夫婦才發現孩子的集中力確是提升了，至少在訪問當日，首十分鐘澤龍非常安靜、合作地坐著，不時會答話，面帶笑容，非常討人喜歡。

目撃孩子的改變，李生李太喜出望外。事實上不僅澤龍學音樂，胡太甚至花大量時間與每位學生家長作小組分享，教家長鼓勵和欣賞孩子。「以前都不發覺自己也標籤個仔多動症，他稍為多動作些我已不順眼，但現在我會見到他有進步，不會只看他做不好的地方。」李生非常感激胡太為他們每位家長所付出的時間。

後來得知基金會今年有音樂劇項目，澤龍成為其中一位小演員，李生李太想經歷一家人同心做好一件事，於是試鏡並全家被錄取。自排練開始，李生明顯感覺家庭關係更進一步改善，邊笑邊說：「一家人見面相處的時間多了很多，兩代間有共同話題，個仔還常常糾正我們的舞步。」

你家孩子真的在享受音樂嗎？

李氏一家將一同參演的音樂劇，是由基金會主辦、利希慎基金贊助的音樂兒童音樂劇，命名為《童SING童戲》，超過150位音樂兒童及部分家長參演，講述一群深水埗基層孩子，在嚴峻的經濟條件下堅持追音樂夢的故事。劇本基於現實改編，演員亦是現實中的基層孩子，受基金會資助才可免費學習音樂，故演繹劇本時更真摰動人。

《童》音樂劇的編劇兼導演Jenus Ho兩年前創作劇本時，在搜集資料期間聽到許多基層家庭的慘況，「但我不想消費貧困者的淒涼，不想在他們傷口上灑鹽。」Jenus想藉此劇帶出「捐贈不是施捨，而是欣賞所以sponsor（贊助）」，想由此提升基層家庭的自信心，所以劇本雖然描述深水埗無錢學樂器的小朋友，但追夢的過程正面積極、輕鬆逗趣。

除此，Jenus還想透過此劇引起家長的反思：你家孩子真的正在享受音樂嗎？

Jenus看見基金會中的孩子，全都出身基層但喜歡音樂，所以他們很珍惜學音樂機會。但這令她回想起曾認識一位年僅11歲的鋼琴天才少女，準備考八級鋼琴，但她說考完後會馬上砸爛家中鋼琴，因為一直以來都是被家長迫著練琴、學琴的。「到底自己有冇迫仔女學樂器？學樂器只是為了孩子的portfolio，還是陶冶性情？這些我都想入場的家長問問自己。」

李生李太只想澤龍開心，沒想著要迫他變得很卓越，結果音樂成為了他們一家的祝福。當藝術變成工具，也許反而會為孩子帶來不必要的壓力。下個周末就與孩子們一起欣賞這套《童SING童戲》，感受音樂熱情。

日期：2019年9月14 – 15日
時間：2019年9月14日 下午3時（日埸）
2019年9月14日 下午7時30分（籌款慈善場）
2019年9月15日 下午3時（日埸）
地點：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票價：$480 / $280 / $150（日場）
$1000 / $800 / $500 / $280 / $150（籌款慈善場）

（採訪報導：盧珺鈺 / 攝影：黃知日）

人一生中的轉捩點是在乎生命中的安排，還是靠個人意志？很多人將成敗歸咎於一個機會，好像很多事情都需要等待時機去完成，但其實生老病死這些人生必經的階段，一直是讓我們靈魂甦醒的鬧鐘，去明白愛要及時這四字真理。

就如你突然睡醒的時候，可能不知道何時何處，沒有防護，沒有計劃，甚至赤著身體面對現實，跟剛出生的嬰孩一樣。

兩者唯一的分別是，我們一直活在過去之中，埋在床窩裡，而嬰孩會成長，會向著未來邁開步伐。

我想我爸有一套既定的行為模式：「對的事就應該去做」。跟上一代不同，沒有太多被迫的事；跟下一代也不同，沒有太多想做的事。

2001年我考進香港大學，那時外甥還沒有出生，外婆在藍田的單人長者宿舍中風，趕到醫院的時候，我看見婆婆在病床上，眼晴反白、神智不清，媽媽最希望她能夠認到我們。

人能擁有記憶就是為了相認，沒有相認就失去關係，也失去身份。

媽常說：「婆婆一生行善，一個人煮十幾個人份量的飯菜，卻換不到一張獨立的床，老來還是要自己受罪。」晚年中風確實悲涼，幾年後，她死前的數個月，在癱瘓的情況之下還被弄斷大腿骨，那時要找回生存的意義更談何容易。但是今天的我確信不幸的事背後還有祝福，就像看超級英雄電影，不安靜地、忍耐地坐著迎接，是看不到黑畫面後的彩蛋片段。我是過來人，我明白，這都需要時間。

婆婆中風後剛搬進老人院，坐輪椅的話還是能夠去飲茶，反應最多是點點頭，說一兩個字。那時候爸爸的功夫檯已經搬回家，爸爸每天，是的，每天，也去跟婆婆按摩手腳。不是為了旁人的稱讚，不是為了討好媽媽，是「對的事就應該去做」，在照顧方面，他有時執行起來比起媽媽更徹底。

他們之間，講的不是愛，是非常中國人的情與義，肩負照顧長輩的義務，還有從不宣之於口的情，超越現代婚禮上，新郎對外父外母說要照顧他們千金一生一世的承諾。外婆在嫁女的時候，千想萬想也想不到，晚年給她抹身洗臉的是這個不曾發達，只是剛好有能力照顧一家五口的女婿。

但沒有對嫲嫲逆來順受，哪來對婆婆照顧周到呢？請媽媽也緊記當年嫁給爸爸的決定，就算不是超額完成，也是物有所值。或者他缺點一大堆，但誰不是呢？有時一個好抵上千萬個壞。

順道一提，我姐夫也擁有同樣的特質，長輩的事情份外重視，無論他年少時多反叛，還是個情與義的化身，所以，老爸，你可以放心。

別人的生老病死，爸爸應該歷歷在目，這些最寶貴的生命歷程轉化成為了一個人內在的價值，希望有一天爸爸也明白我所經歷的。

目前政府以致大眾對精神病康復者家屬的關注極低，家屬關注精神健康聯席發言人指因對大部分家屬而言，家人罹患精神病仍是一種「難言之隱」，更難表達自身需要，且社會資源多集中在康復者身上，以為「病患過得好家人咪冇壓力囉！」然而發言人指家屬的需要遠遠不止於此。

食物及衞生局委託進行的《香港精神健康調查2010-2013》的結果反映，精神病在香港甚為普遍，在年齡介乎16歲至75歲的人口當中，一般精神病的一星期患病率為13.3%。換言之，香港每7人便有1人患上焦慮症、抑鬱症或其他情緒病，而每位病患背後至少有1至2位照顧者（多為家屬）。

社會福利署亦委託非政府機構營運24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為精神病康復者及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提供地區為本的社區支援服務，然而對家屬的支援暫只有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精神復元人士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以及一些民間自助組織。

「家人還會憂慮康復者日後是否能獨立生活、這一刻穩定下一刻又會否病發，甚至不少照顧者是年邁的家長，他們自己也有不同身心需要。」有時與康復者衝突，必須先分開一下讓康復者冷靜，「如果是日間就可以落一落街，但半夜時衝突的話，家屬該去哪呢？」發言人道出家屬的連串需要，指這是近兩年才開始慢慢受注意的。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服務發展主任楊彥琳也指，家屬自助組織在籌款上也面對很大的困難，曾有富商善心欲予捐款，但經過多次溝通，最終對方也堅持捐款只能「直接用在康復者身上」，故未該筆捐款未能投入照顧家屬的資源，甚至也無法聘請員工用。楊彥琳指：「但這是大部捐款者的想法，認為『直接用在康復者身上』才正確，但其實提供服務的職員、甚至照顧者都有需要。」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精神康復者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多年來提供家屬互相支持小組、家屬實務課程等，讓一眾家屬在正確認識精神病上裝備自己，並在情緒上得到支援。每位受過幫助的家屬更有機會接受培訓為「朋輩大使」，以過來人身份向新求助的家屬們分享經驗、給予關心，減輕了前線社工的工作壓力，於是資源中心欲以兼職或有償義工的形式，聘用一些「朋輩大使」為「朋輩工作員」，然而資源不足，現僅設兩位「朋輩工作員」。

現政府正就施政報告搜集各方意見，聯席發言人指已打算提交報告，望政府正視康復者家屬的特殊需要。

（盧珺鈺／採訪報導）

延伸閱讀：【思覺失調家屬支援系列一】由無助到助人自助 陳麗麗創家屬組織支持照顧者
【思覺失調家屬支援系列二】沉迷打機變思覺失調　父棄職照顧兒子
【思覺失調家屬支援系列三】被病妻質疑落毒兼賣樓　深情丈夫：「我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
【思覺失調家屬支援系列四】丈夫爆鬧 孩子患病 堅強母獨撐自閉兒

年年中秋送月餅，過半長輩原來不願收。環保團體調查更發現，去年棄掉193萬個月餅，九成受訪者更認為可以用水果，食飯和賞月取代送月餅過中秋。可見人月兩團圓，返屋企食飯，比起一盒四個雙黃白蓮蓉，更得長輩心。

環保團體綠色力量公布最新《中秋節消費及慶祝習慣》調查結果，發現去年市民丟棄月餅及熒光棒數量均從低位回升。其中棄月餅數高達193萬個，原因大致為「過期」(40%)和「味道不佳」(35%)，甚至有約55%受訪者表示不喜歡獲贈月餅。

綠色力量高級保育經理呂德恒表示，前年丟棄月餅數量錄得每個家庭0.38個的新低，詎料去年大幅回升至0.75個，升幅近一倍。呂德恒指受訪者家庭最主要是忘記食用致過期，或因口味不合而丟棄月餅，他提醒市民留意食用日期之餘，也盡早轉贈不合口味的月餅予他人。

約55%受訪者偏向不喜歡獲贈月餅，逾九成受訪者認同可以「送贈水果」、「請吃團圓飯」及「陪伴一起賞月」等代替送贈月餅。呂德恒指尤其一些德高望重的長輩，很多時會收到過於需要的月餅，送贈前可先確認對方意願，甚至考慮其他方式表達心意。此外，呂德恒建議自用月餅可選購散裝，更容易配合需要，現市面7間主要月餅生產商，其中5間均有出售散裝月餅。

除減少月餅浪費外，呂德恒提倡即時停止使用熒光棒，調查顯示全港家庭去年中秋節合共丟棄逾4430萬支熒光棒，其中含多種有毒化學物，包括熒光劑如溴化乙錠（Ethidium Bromide）和羅丹明B（rhodamine B），有機會污染土壤和水源。他建議市民改以耐用、可多玩幾年的電子燈籠，或手機燈代替熒光棒。

（盧珺鈺／採訪報導）

「整天就知道帶着個仔周圍去，完全不理家裏的事，連飯也煮不好！」何媽媽丈夫口中的「周圍去」，是指她一周幾次帶着兒子，來往各種語言治療中心、醫院精神科，甚至社區復康中心等接受檢查、治療。兒子自兩歲被確診為自閉，十七歲證實有思覺失調。今年，他踏進而立之年，何媽媽的半生一邊服侍著一個男孩，另一邊承受著一個男人的指罵。

來自丈夫的重壓

何媽媽孩子出生後便辭去工作，一心相夫教子。丈夫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得甚麼叫自閉症，以為孩子只是比較沉默，何必小題大做？由於丈夫堅持兒子沒事，何媽媽近乎獨力照顧兒子。

兒子中五會考那年，丈夫望子成龍，不斷對兒子施加壓力。「如果你考唔好，就要借錢去讀書，我養到你十八歲就唔會再理你！」自閉症令兒子不懂抒發壓力，不懂表達，結果不堪父親帶來的重壓，出現幻聽幻覺，最後確診思覺失調。

嫁了傳統中國男人，何媽媽說丈夫只會賺錢養家，所有家庭大小事，都覺得是自己的責任：「他一直不肯去了解認識甚麼是自閉症，過去這麽多年，只帶兒子去看過一次心理學家，並認為『沒用』，自始至終再沒有協助照顧兒子。」

何媽媽即使辛苦也親自帶兒子去做語言治療，不敢讓丈夫代勞，怕被他說去治療「沒用」，徒令兒子失去機會。在照顧孩子和家務中間，從未得到體諒：「他丈夫不認為我帶兒子去治療，只知我出街，遲了回家煮飯也會換來責罵。」

到後來病情惡化，何媽媽不排除，也是自己丈夫親手做成的： 「一次晚飯時，兒子突然緊握拳頭死盯着爸爸，明顯幻覺幻聽發作中，爸爸還懵然不知：『你看乜嘢呀？食你嘅飯啦！』」 自此後，孩子出現幻聽幻覺，認為爸爸對他不利，同時連何媽媽也擔心會傷害到自己，幸好自今相安無事。她也不怪責丈夫的重話。

兒子成年後，丈夫還是沒有理解兒子的特殊情況，想強迫兒子去學車：「因為他爸爸非常自豪自己擁有不同車輛的車牌，他期望兒子應該跟他一樣『叻』。」何媽媽反對不果，惟有在兒子覆診時帶着丈夫一起去，希望讓醫生用專業角度來勸他。

結果醫生以兒子長期服藥為由拒絕爸爸的要求，怎料丈夫當場情緒失控，指着醫生和護士破口大罵：「你們有冇車牌呀？學車只是坐着而已，有甚麼難？」何媽媽難堪至極，走出醫院門口，丈夫還馬上為兒子報駕駛學院，結果路試時，兒子幾乎沒有一件事是做對，丈夫還不死心問兒子是否要補考……

堅強母親的成長

丈夫的不體諒，令何媽媽要獨自面對兒子，雖然她一直無怨無悔地，家務，覆診已經是小事，她還要時刻要留神兒子的情緒：「起初我根本不知（思覺失調）是甚麼病，跟傷風感冒一樣要吃藥，但又好似不同，好似吃藥都唔會好。」

兒子鬧情緒，對聲音特別敏感，每每言語表達不到自己的不舒服時就以頭撞牆，為母的何媽媽看著心痛，不過也不懂得幫自己。她憶述當年的迷惘，甚至護士問她是否需要任何幫助，她還傻傻的答「不需要」：「我都不了解正在發生的事，也想不到要幫甚麼。 幸而院方後來還是主動日提供了許多支援，令何媽媽一步步理解自身的處境、學懂如何照顧兒子、與他相處。

除了照料家庭，何媽媽還是家中第一個願意去家屬組、聽講座，了解兒子病情的人，她最早學懂體諒兒子，「我接受他是特別的孩子，一生都要服藥，像糖尿藥、血壓藥。這不是他的錯誤，他只是患病了。」一位讀書和工作機會不多的全職媽媽，面對多舛命途，沒怨天尤人，反而豁然面對，充滿智慧以及對兒子的愛和同理心。

何媽媽亦認真的學習如何教養兒子成長，「他只是比一般人學得慢，他不是一定學不懂。」所以她會讓兒子跌，讓兒子錯，不會為他做一切決定，讓他在起伏中成長。

「他讀了兩年不同科的文憑都讀不成，第三年告訴我要讀高級文憑，我不贊成，根本知道他沒有那個能力，但想起他說『你為甚麼老是覺得我甚麼都做不來？』，我就跟他商量，我讓他試，但協議這是最後機會，如果都讀不來，那就要工作了。結果他的確無法完成學業，但他甘心樂意地找工作，然後現在很穩定可以做保安。」母子間慢慢累積起一份信任和默契，在安全範圍內，她不太會反對兒子的決定，但兒子明白自己要承受後果。

加強家庭緊密關係和社區關心

何媽媽的兒子現時情況穩定，所以她稍有空餘時間，便致力精神病康復者的相關社會服務，現在更成為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康復者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的朋輩大使，一周有兩天時間會主動致電關心康復者家屬。

何媽媽認為，社會對精神病患歧視，源於很多負面新聞關於精神病患病發，在街上無差別傷人，於是予人精神病患就有暴力傾向的印象，「其實不是全部都有（暴力傾向），像我兒子，很容易受驚，佢仲驚過你，點打人？」而那些不幸事件的發生，何媽媽覺得原因可能是淡薄的家庭關係，再加上社會資源不足夠。「社會上好多精神病患係冇人理，他們可能不是爸媽親自湊大的，帶去了爺爺奶奶家照顧，父母見也見不上幾面，感情相對變淡薄，到他們病發了，家人可能都接受不了不想面對，變成獨居或就算家人同住也沒有足夠關心，結果他們有沒有吃藥也沒人知，才會發生突然病發傷人的事。」

「那就應該要提供資源聘請多些朋輩大使去探視或電話關心康復者。」何媽媽吐出心底的盼望，「其實我們培訓了很多像我這樣的朋輩大使，但資源不足，想請也請不了。社工有社工的專業，但朋輩大使能做到的同理心或經驗分享，也是不能取代的。」

（盧珺鈺／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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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覺失調家屬支援系列五】精神病難啟齒　家屬需要無人知

暑假接近尾聲，一批警政界人物大聲疾呼，擔憂其警察子弟回校後會遭受同學欺凌，又要成立關注組，又要搞熱線，甚至有人買了一個平安鐘，有事按下，很快會有警察。九月一開學，更煞有戒事的，在有不少警察高層子弟的學校門口擺下警車。最後卻是一班罷課的同學被警察盤問，查身份證，有部分行動更直接被警員阻止，過程中更有學生受傷被送上救護車。

大家很自然會問之後的日子，警察是否每天開警車巡邏？是否每天為子弟不受欺凌，到處查學生身份證？社會清楚看到，警隊本身彷彿連自己的家人也保護不到，所以才用如此情緒式的方式表達，在心理學上，可以說是自我防衞機制，面對眼前的恐懼，產生過份保護，敏感的反應，以非常誇張的嚴密的手法，企圖去減少自己的不安。

不過，每個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也有與不同的人產生磨合的過程。有時人與人之間，有衝突，排斥，甚至杯葛也是正常的事，特別是學校這個小社會中，是人生中的一個部分。這些事的出現既然是正常和不可避免，我們就應該將之當作是孩子必經的考驗。

同樣面對被同學改花名，互相取笑，甚至在即時通訊工具鬧交，有些小朋友能一笑置之，有些以沉默應對，有些則高調回應。為甚麼會有分別？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我復元機制，可以有能力獨立面對這些不同的事情，作為家長，在旁邊等候，陪伴，聆聽，扶持，同行就好，到事非得已才出手，處理孩子的情緒和想法。過多的干預，不少研究指出，反而會妨礙他們的成長。外國就有種叫「雪花孩子（snowflake children）」的不良狀況。

雪花孩子的父母管理孩子到一個極致，就是會為孩子出頭，例如孩子在學校生事，會走出來反過來投訴學校，會替孩子去面試大學，見工，有事也會替他出頭。這種家長以為減少孩子這些麻煩，為他們鋪一條道路，其他的問題就自己背起。

聽起來很偉大的父母，最後卻令孩子無法經歷困難，人生反而變得脆弱，一點問題也不懂得解決，遇上困難就等候父母的「拯救」，遂變成「雪花」般容易被傷害。這不但對孩子不好，對家長也不好，因為家長每天要神經質處理孩子的問題，久而久之也變得不健康。事實上，香港社會有很多寵愛孩子的父母，他們以為子女在學校遇到些甚麼不平的事，就打去學校投訴，害怕自己孩子遇上甚麼不幸，往往過份敏感，反應也過大。這種企圖以「大人的意志」去操控小孩的做法，到最後往往適得其反。正如我們看到，不少網民笑言大家不但不會傷害警察的子女，反而避之則吉。如此看來，最後孩子們仍然受傷害。

有輔導員建議，家長望著孩子面對人生中不同種類的困境，第一件事不是要幫孩子解決問題，相反是要檢視自己的內在情緒。如果看見孩子有困境，自己會擔憂，就要開始平伏個人心情，想想這個擔憂的心從哪裏而來，漸漸很自然發現，其實有情緒只是家長自己。

孩子們和朋友相處倒是一點問題也沒有，但自己卻杞人憂天，甚至出手干預孩子的生活，恐嚇他的同學。這豈不是畫蛇添足嗎？

萬一孩子回來真的有情緒問題，在陪伴的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展示父母如何合宜地分析事情，處理感受，然後將整件事交還給孩子自己處理，孩子才會成長。

當然，如果作為父母，仍然有屬於自己的擔心，實在應該尋求輔導，因為自己的情緒不穩，除了影響自己，更會影響孩子。學習照顧好自己，才有能力照顧身邊最愛的人。

（撰稿員／林育昌）

「無論父或母都有獨特角色，洗衫、煮飯可以『外判』，但管教子女、培養子女安全感等，都是無法『外判』的工作。」

Daniel本來是一個傳統大男人，認為男人只有一項任務：養妻活兒。然而2012年生意上的一場巨變，令這大男人被迫留家，豈料六年時間卻讓他蛻變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家庭主爸」，甘願放輕男人的事業，與太太平分照顧孩子的工作。

「父職」覺醒

育有一子（4歲）一女（9歲）的Daniel，在長女出生時已讓太太辭職當全職媽媽，而自己則更努力地經營自己的貿易生意。「以前很忙，每天都OT，經常要到外地公幹，連周六日都要工作。太太都做全職媽媽了，更自覺要多賺點錢。」Daniel抱持傳統信念，認為讓妻女安心生活就是男人最大任務。

然而2012年，Daniel因為損失了一位大客戶，影響了主要收入，結果被迫放棄辦公室，改為「在家工作」模式。「剛開始時好難過，覺得無法令太太安心做全職媽媽，所以一開始的兩、三年，我是奮鬥的，希望生意重回軌道。」因此Daniel留在家的時間，都是不斷給客戶打電話，談生意。然而Daniel也自知貿易是夕陽行業，也許不是努力就能挽回劣勢。

在苦苦掙扎之際，Daniel又偏偏每天目撃著太太與女兒的甜蜜互動，令他漸產生心境變化。「看著太太抱住女兒看故事書、同女兒一齊整蛋糕、一齊游水，我旁觀著有點羨慕，開始參與其中，代表作是幫女兒辦了個生日會，圓了她幼稚園畢業前的一個心願。」

那一刻Daniel忽然覺醒，原來幾歲大的孩子與父母相處的時間是如此珍貴，反正大環境似乎也不容他的貿易生意東山再起，於是Daniel決定不再只把家當辦公室，而是認真當個「家庭主爸」。

常有爸媽的孩子有自信

現時當「家庭主爸」已七年的Daniel，仍樂此不疲。他也觀察到女兒的成長跟別人不一樣，「女兒幼稚園時，學校有觀課時間，一般同學只能有工人姐姐或媽媽，甚至沒有人去看，但我女兒就可以有爸媽一起去看她。她主動表現自己，因為知道爸媽都在。」Daniel認為女兒的自信心很強，跟一直有父母陪同成長有關，女兒隨時能找到父母，格外有安全感，因而敢於挑戰。

很多人認為夫妻的分工就是一位主力工作，一位主力照顧孩子，然而Daniel眼中，爸爸和媽媽照顧孩子的角色是非常不同而互補的。「媽媽陪小朋友時提供的是保護、安全感，所以太太會常抱住女兒，但我陪小朋友玩的是較冒險的遊戲，例如騎膊馬，拉著她手原地轉圈，讓她感受離心力……另外，我還會自己動手砌家具，請孩子幫忙，我又會用廢棄的紙皮再造成家庭用品。女兒現在也學著自己動手做。」

除此，Daniel每天最享受的父女時光，就是每早上送她返學、一起食早餐。「女兒會跟我分享她最近喜歡什麼韓星、哪個同學暗戀哪個同學……假如我每天一早要返工的話，恐怕就錯失了這樣陪她成長的機會。」雖然最近女兒開始不讓Daniel牽著手上學了，但他還是慶幸「好在都有得拖左幾年」。

全職爸媽得與失

能全時間陪伴孩子成長的確是一件幸福的事，然而香港仍很多雙職家庭，是經濟壓力令父母都必須工作。Daniel也坦言太太在約一年前，也確實因為家庭經濟負擔而重返職場，家裡也請了工人姐姐，所以現在他才是主力的照顧孩子的人。

差不多有六年時間，Daniel和太太兩位都沒有全職工作，幼子四年前出生，可想而知經濟壓力。幸而Daniel的父母非常支持他的決定，而岳父岳母雖然有擔心，但沒有許多的嘮叨，反而用實際的支援——讓太太回娘家的餐廳兼職幫忙會計工作，時間彈性，可以幫補家計又可以兼顧孩子。

就這樣過了幾年，兩個孩子都相繼入學，日間時間多了，太太才決定重返職場。而Daniel受這幾年「家庭主爸」的生活啟發，亦加入了專門作孩子和家長教育的「香港愛家基金會」。雖然不及以前做生意時的收入，然而他和太太都「賺盡」了孩子最需要父母陪伴的親子時間。

「孩子慢慢成長、讀書，真的會很花費，父母很多時不安，會不斷用多些時間換多點錢，照顧孩子就唯有『外判』給工人姐姐。然而，無論父或母都有獨特角色，洗衫、煮飯可以『外判』，但管教子女、培養子女安全感等，都是無法『外判』的工作。」

（盧珺鈺／採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