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故事是關於一個很多小孩都不知道父母是誰的戰亂年代。他是在鄉下被爺爺收養回來的兒子，後來輾轉到香港生兒育女。照電視劇演的話，應該講一個千里尋親的故事，然而沒有根的爸爸，卻以超乎編劇套路的方法活了過來。

我問爸：「是誰告訴你，『你是給買回來的？』」

爸：「整條村都知道，只要跟人一有衝突就會拿你的身世來講：『你只是買回來，你不屬於這裡。』」

爸爸曾說過，怎樣的出生就有怎樣的回憶。就算是很有錢的人，凡是收養的，都不大願意捐錢回鄉。相反，本地人就算環境怎樣不好都熱心捐錢回鄉。

嫲嫲從小不打也不罵爸爸，因為不識字，就任爸爸去玩，至六十年代偷渡，爸爸坐漁船換舢舨在筲箕灣淺水的地方上岸，爬上山，然後十幾人躲進七人客貨車，最後達陣就到了有電車軌的地方。

初初在福建中學還讀了一年中一，但因經濟環境輟學。後來又奀又瘦的爸爸就到了五金鋪打工搬鎖，一個木兜裝滿幾十斤鎖要兩個人才能抬得起，由地下搬上四樓，十幾歲一個小孩子真的搬到嘔血。

香港六七暴動的序幕是澳門暴動，爸爸剛好學師的住址在新馬路，他學滿師離開後，不久那裡就成為一探頭會被子彈射中的地方，而這些危機都與爸爸一一擦身而過。

到跟師傅學打金時，他總算捱過了最窮困的日子。當時的香港十分熱鬧，幾經辛苦來到香港的，不論男女老幼都勤力做工，祖籍福建的婆婆們尤其見稱，每天早上六點在北角碼頭用繩索攔著人維持秩序，那些等上船過海工作的人「排山倒海」而來。大家每天一醒來就坐船向著新蒲崗、九龍城及觀塘的工廠進發。

東邊的工廠加完班，又去西邊的工廠加班，賺到錢便寄回鄉下。上海人以資本家身份來港發展，其他外省人就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勞動力。以勤奮見稱的香港人就是如此地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蹟，與今時今日的內地一樣，勞動力就是經濟潛力。

那時是一個人做兩三份工的年代，只有工等人，就連介紹人去工作都有收入。當時工作就已經是歡樂時間，一班人同工作同休息同娛樂，很多小型足球隊都是這樣誕生。到今天爸爸跟這班人依然相約到茶樓見面。

辛勞而快樂就是年輕的寫照。

一般學徒洗衫煮飯一、兩年後才開始學藝，慶幸爸爸遇上好師傅，每天都帶他到茶樓吃飯，白粥油條一元五角，能夠幫手賺錢自然有好待遇。資源短缺，倒過來就是講求信用的年代，當年打金師傅可以開支票就把一、二兩黃金借回來工作，有材料才可以造首飾，但爸爸的師傅卻欠下金債，避債澳門，而爸爸就成為債主及顧客最後的線索，至此，爸爸唯有逐步自立門戶。

做學徒時得連續工作十四日，每晚至十一點，一個月十五元薪金，師傅就三百元。到後來爸爸獨立起來，終於每個星期都有假期，結婚時，月薪已起碼有八百元，當時的銀行經理都是四百元月薪而己。

在爸爸的言語間，我感受到他年輕時的幹勁，在子女面前，他絕少埋怨。我想在他心裡有很多「應該」：應該怎樣當個兒子、應該怎樣當個父親、應該怎樣當個一家之主。爸爸的一生都在學習肩負起責任，誰是他父親誰是他母親的問題，他絕少再去問，反而他用實際行動去回答了這些問題──做好自己應該要做的事。

一個沒有根的人，他就把自己當種子，給其他人去收成，這就叫做勇氣。

青春，有一種奇幻的能力，無論多苦痛多艱難都有機會變成將來美好的回憶，是因為青春時恢復能力較強，還是過後回想把一切美化？我說不準。

(放大引文)「或許年輕時闖了禍叫累積智慧，年老時還闖禍則是侮辱智慧。」

我想當人從青春走到成熟時，就是人生的價值觀有著徹底改變的時候：女孩就是變成妻子再變成媽媽。當然我媽不代表所有人，但聽過很多愛講「想當年」的朋友的故事，明顯地「年輕」就是當年「威水史」的重要條件。或許年輕時闖了禍叫累積智慧，年老時還闖禍則是侮辱智慧。無論如何，在母親的故事中，舊事都像梵谷的電影一樣，一幅又一幅畫作充滿色彩地向前進。但一到了眼前的這個階段，就變成一首感嘆式的詩歌。

到了她踏入中年的時間，很多記憶漸漸消散，只餘下感受。好與壞都去掉了細節，因為有時細節是最難以承受的。記下細節就留下痛處，而痛苦本質上就比歡樂深刻及漫長。

跟我患有情緒病的哥哥度過病症、直至他自殺的十幾年是最痛苦的，大家都不懂得如何處理這些情緒，也會發問為何其他人的人生都那麼順利？這個感嘆號就像洶湧的巨浪把一切都淹蓋，石頭任由海浪撞擊直到它不再去分好與壞。人的棱角被磨蝕至光滑，到底是對生命的妥協還是更強大的適應呢？我想只有媽媽才有答案，而且是要到生命最後關頭才會有答案。

「婆婆已走，哥哥也走了，也沒有甚麼掛慮。」這是她現在的感嘆，至於我，她希望我將來的太太也能夠像我媽媽一樣持家有道。

一個女人，一年內變成太太再變成媽媽的巨變是怎樣開始？

工作繁忙，懷孕工作，大時大節前更忙，還有兩個小孩（我姐與我哥），靠著婆婆及奶奶幫忙照顧，比起單身的日子當然是不好過。所以到我出生後，已經能夠感覺到媽媽在跟時間競賽，跟社會角力的壓迫感。雖然我媽一而再指爸爸一下班就去看球賽（大概是還有精工足球隊的年代），但免費的門票卻又是她自己拿來給爸爸的。一個女人要滿足一家人的願望真是不容易，而這些都發生在我出生之前。

至於生兒育女都是責任大於喜悅，是一個媽媽為家庭自然會做的事，本身不存在生不生的這個考慮，直到哥哥出生，才能叫做舉家興奮，畢竟四十年前都是重男輕女的年代，或者到現在都是⋯⋯

福建女孩結了婚就要包辦家裡一切事宜，包括理財，在媽媽眼中爸爸從來不清楚家裡的財政狀況，但到了媽媽有了我，就沒有再正式上班了，她仍然靠著「發公仔衫」—類似家庭形式的工廠（全家一起投入生產），一家六口的生活費能夠應付之餘，還可以有幾十萬儲蓄，已經算她本事。

假日的時間，姐姐及哥哥就聚在一起幹活，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把紫色及橙色的幼絲帶縛在一起就完成一件，然後把它們裝滿一整袋紅白藍，等到集齊好幾袋，就歡歡喜喜出發去交貨，賺了錢就去買零食，那是很易滿足的時代。

如果你有看過差利卓別靈《摩登時代》對工廠式非人性勞動的幽默諷刺，那麼我家中這種就是群策群力的家庭樂：兄弟姐妹在工作中競賽，互相鬥快又互相檢查品質。簡單的生活有時候就是沒有甚麼娛樂而只有勞動，這一種也是我們家「獅子山精神」的另類演繹。

(放大引文) 「當年的香港人以為靠勞動，到頭來就不會一場空，或者比起靠消費、娛樂、享受積極一些，但是否又能為自己找到存在價值？」

無論是上一代一味的勞動，還是下一代一味的消費，可能對他們而言都是一種滿足、一種殺時間的方式、一種不需要回答「存在是什麼」的生活方式。當年的香港人以為靠勞動，到頭來就不會一場空，或者比起靠消費、娛樂、享受積極一些，但是否又能為自己找到存在價值？

跟媽媽談小時候，一五一十地回憶，就像在田野間，翻開畫架上一幅又一幅的畫：色彩繽紛、具體細緻，人物風景在固定的畫紙上還在躍動，換成現在的說法就是 GIF 圖。

小時候的媽媽，四十年代尾出生於福建，剛好是二戰後文革前的和平時代，與我出生的香港八十年代是同一個國家兩個世界，那時候政府到鄉下抓人當兵，舉家避走。到唸小學，要學極富共產主義色彩的俄語，那時候她已經是孩子頭，帶一村人去買一支筆然後讓整班人一起遲到，極有江湖味道。

我小時候被媽媽使喚去買東西，不是忘了要買甚麼就是連過一條五米闊馬路都會掉了錢包，原來媽媽也是一樣：話說她被人叫去買糖回來煮豆漿，但路過見到有人踢毽子，踢完回家又完全忘了這回事。

「每個人小時候的畫面，從來都是從別人口中拼貼再添加出來的」

這些瑣事都是大她八年的姐姐，不斷反覆訴說，像錄影機般重播給她聽，因而變得清晰具體。每個人小時候的畫面，從來都是從別人口中拼貼再添加出來的，那是想像，所以小時候的自己就是別人口中的一幅畫。

媽媽從來不自己洗頭，不自己梳頭，因為有人為她紮孖辮，她的角色也很像我這個孻仔，我小時候也是被姐姐笑我連熱水都不懂燒。我們喜愛被寵、做小的。在五十年代的中國，最大的便宜就是可以裝小：做小孩可以去廣場不佔位置地看電影。

輾轉到十三歲，一家人選擇偷渡來港，那時剛好是六十年代，原本家裡是香港現在公園般大，卻變成了四人一間房，「百幾呎租百幾蚊」的生活，就是為了逃避「呢個運動嗰個運動」。

僅次於戰時的大時代，各自在異地中求存，媽媽終於認識爸爸，當年二十六歲，十月結婚，我姐姐就在翌年九月出世。

一個女人，一年內變成太太再變成媽媽的巨變是怎樣開始……？

作者：許耀斌（人稱Law少），前香港商業電台DJ，其兄罹患思覺失調，最終自殺結束生命。Law少走出喪兄之痛，現到處以自身經歷向公眾分享，如何關懷情緒病患者和其家屬。本專欄為他去年出版之散文集「35/70 當我到了爸媽生我的年紀」之節錄。